闫广林：关于死亡现象的一种通学

《张三夕教授执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曾军 主编

凤凰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国学大师钱锺书曾是英文教师，从昆明、湖南，一路教到北京，后来成为学问大家，从《围城》、《谈艺录》，最终酿成学贯中西的笔记体巨著《管锥编》。那么，钱锺书是怎样超越专业局限，在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创造学术奇迹的？其中的诀要在于通学。半个世纪后的张三夕和钱锺书一样，也当过英语老师，在武汉江岸中学教了四年英语，然后相继师从程千帆、张舜徽两位国学大师，成为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的第一位博士，又以“越界之思”做“通人之学”。所不同者在于，钱锺书23岁时在清华园中发下宏愿，要撰写讲述“哲学家的文学史”，出入经史，融汇今古，穷理尽是，绝傍前人。张三夕的通学志向是，“读最古老的书，做最现代的人”，博览群书，厚积薄发，兼济天下。

从1993年到2001年，张三夕在海南生活了八年，观察了很多，讨论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他的通人之学也得到了更加深远的展开。比如，他曾经明确提出，在对海南历史文化产生历史影响方面，苏东坡远比孔子更加重要。再比如，他在此前形成并在此间面世、又在此后发展的关于死亡问题的文化思考。

1993年，张三夕出版个人专著《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上篇“死亡之思”，分“死亡的伟大”、“现实的沉迷”、“天国的超度”三章，用大量的史料，对儒、道、佛的死亡观进行稽考，对中国思想史上的死亡意识进行归纳，另分“坟墓的神圣”和“自杀的理解”两章，分析与死亡意识相关的丧葬和自杀现象；下篇“死亡之诗”，从文学史的视角，分析了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死亡主题，如视死如归、人生无常、爱与死、悲剧与死亡。此外，在该书的最后，张三夕还附有一篇极其重要的《死亡论》的提纲，希望撰写“论死亡的纯理论性或思辨性”的著作。史、思、诗之间，布局缜密，体大思精，且屡现新解。诸如：佛教“是用轮回报应学说巧妙地把死亡问题转向不可检验的彼岸世界”，道教“首先在于长生不死在现实世界具有一种可检验性质”，“‘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生哲学是与农民的生产方式息息相关的”，古人之所以会产生思乡之情，是因为他们“把故乡视为克服畏死心理的‘避难所’”。如此等等真知灼见，不一而足。难怪有评论道：《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是“国内第一部同时从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角度研究死亡问题的专著”。十分可惜的是，形而上的《死亡论》的写作计划，一直未能如愿展开。

《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

人类一诞生，就面临死亡问题，就具备了对死亡的恐惧，就产生了对死亡的思索，谈哲学的人如果不谈论死亡，大概相当于搞艺术的人不谈论美。哲学是爱智慧,人类以哲学的方式所能达致的最大的智慧，莫过于对死亡的认识，艺术是审美创造，一切审美创造，基本都是生命的“召唤”，或对死亡这一现实的否定。一个“家”字，一个“冢”字，究竟是屋下有豕还是土下有豕，大不相同又如出一辙；纸钱纸衣纸车马，也是另一种吃喝穿用和荣华富贵。

倘若进一步考察即可发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拒绝死亡否定死亡的道路上，正视？回避？超越？迥然不同。

西方文化对死亡问题，选择了正视的态度严肃对待。所以，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说：“哲学就是死亡的练习”，西方的基督教神学，都是围绕着耶稣受难与十字架这一伟大事件而展开的，而西方的悲剧传统，都是以苦难为命运，以毁灭为结局，是wasteland（荒原），一般没有和解团圆的光明尾巴。甚至会在舞台上公开提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哈姆雷特》），甚至会在小说中直面死亡以及人类的归宿问题（如加缪的荒诞小说《局外人》）。

中国就不同了，农业文化中的儒家，在死亡的问题上选择了回避的态度，现实主义的回避。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所以不语怪力乱神，不谈论怪异、暴力、悖乱、鬼神之事，敬鬼神而远之，不为鬼神所制。道家之于死亡，不是正视不是回避，而是超越。在道家看来，死亡似乎并不可怕，“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死齐一，人死了，就解脱了，“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就是大归，返朴归真，神与物游，与道合一。如此一来，道家老庄用相对主义的策略超越了死亡。所以庄子丧妻，不哭则罢，竟然鼓盆而歌，自己临终还拒绝厚葬，说是要“以天地为棺椁”。至于佛教，则如张三夕所说：“是用轮回报应学说巧妙地把死亡问题转向不可检验的彼岸世界”，解脱人生苦难，在精神彼岸圆寂涅槃，向超越死亡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

难能可贵的是，张三夕虽然未能展开关于《死亡论》的写作计划，未能展开关于人类死亡现象的形而上学，但他并未停止关于死亡问题、尤其是关于中国死亡现象的思考，如评论性文字《孔子及儒家死亡意识分析》、《生死涅磐说探讨——佛教的死亡意识分析》、理论性文章《论死亡作用于生存状态的机制》，而且在通人之学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进步。

1994年，张三夕的老友马良怀出版了学术专著《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对魏晋风度进行了一番正本清源。其中，最令张三夕感兴趣的，是死亡意识的引入。因此，1995年他在《海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题为“魏晋风度何为”的论文，从死亡的视角，阐释魏晋风度。

在这篇论文中，张三夕认为：“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乱世风度，它的产生与东汉末年以降大规模的死亡现实和集体性死亡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

《魏晋风度何为》

在张三夕看来，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全社会都充满死亡恐怖的年代。那时的死亡恐怖，首先来自自然灾害的泛滥，山崩、地震、蝗虫、瘟疫，此起彼伏，痛不可言。除了天灾之外，人祸也在导致大规模地死亡，军阀割据，战乱不已，饿殍遍野，尸骨横陈，惨不忍睹。“大规模的死亡惨状，个人生命的毫无保障，激发起全社会日益增长的死亡意识，生命极其短暂，极其脆弱，那怎么活法才最现实、最可取呢？只有一种选择，即及时行乐。”张三夕认为，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是这种死里求生的社会思潮的代表性歌唱，而从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到阮籍的《咏怀》，再到陶渊明的饮酒诗，则是死里求生的社会思潮的集体歌唱，人生无常的感伤情绪是歌唱的主旋律，而且意义深远。所以张三夕评论说：“只有无法消除的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造成的尸骨遍野，才能证明皇帝能力有限，证明天人不相感应，证明天抛弃了皇帝，最终证明人的限度。在死亡面前，在死亡的恐惧下，一切旧有秩序的合法性全都受到严重的挑战和考验，儒家经典更显得苍白无力，儒家那一套礼仪名教的行为规范，自然而然丧失它过去所拥有的强大规范性。人们怎样死里求生，怎样在死亡的阴影下和短暂的人生中，活得快乐，活得潇洒，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魏晋文人重点考虑的问题。而且很显然，汉代文人那一套行为方式，是不行的。”张三夕把魏晋文人的这种反传统的行为方式，称作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反常风度”，说他们喜欢喝药行散，喜欢纵酒放达，甚至长啸学驴叫，虽有怪异之嫌，却无虚伪之态。

如果说，张三夕“死亡”视角下的魏晋风度，体现了一个文化研究者独特的创新个性，那么可以说，他此后的一篇有关汶川大地震的笔谈，则体现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和人文关怀。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造成69227人死亡，震惊中外。于此国殇之时，素有死亡研究经验的张三夕，在一篇笔谈中评论说：“作为一种由严重自然灾难造成的死亡事件，汶川大地震的教益，除了直接体现为它使人们领会死亡会以何种方式与人们照面，更重要的是，它帮助人们加深了死亡记忆。”在张三夕心目中，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虽然远远超过汶川地震，但由于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它没有得到全面而公开的媒体报道，缺乏有关唐山大地震这一死亡事件的现场感，因此人们对于唐山大地震的死亡记忆，反而不及汶川地震刻骨铭心。张三夕认为：“灾难给人们造成的死亡记忆，不仅仅在于死亡人数的多少，而在死亡事件本身被报道和被叙述的广度和深度。”汶川大地震中，中国媒体每天公布不断攀升的死亡数字，尤其是首次动用公共叙述的力量，生动展现残垣断壁的场景，及时报导扣人心弦的画面，凸显死亡事件的现场感。对于这种历史的进步，张三夕给予了很高评价：“关于灾难的死亡记忆的深浅，与公众对于灾难的公共叙述的充分与否直接相关。近年来，中国发生不少灾难如矿难、火车相撞、水灾、火灾、雪灾等，也都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但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充满现场感的公共叙述，这些灾难留给人们的死亡记忆大都是淡薄的，难以从中形成新的经验。这一次，中国人日夜目睹了空前惨烈的死亡现象……地震死亡不再作为有损‘面子’的坏事被掩盖起来。中国政府果断抗震救灾的形象得到了世界舆论的好评，中华民族面对巨大死亡灾难所表现出的众志成城的精神面貌，也赢得了各国人民的尊敬。”

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活人就是可能性中的死人，但有限的人可以通过知识与沉思追求无限的不朽，在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之间做通人之学的张三夕，追求的也是一种不朽。

>原载《张三夕教授执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1994年元旦，海南大学社科中心、社科部、文学院同人合影，前排左一为闫广林教授，前排左五为张三夕教授

2021年12月26日，张三夕教授与闫广林教授（右）、赵康太教授（左）在三亚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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